殷墟，證實商王朝的存在，催生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(fā)展。以殷墟為支點建立起來的中國上古史體系，換成了遺址、文化、古城等一系列新術語、新概念，對農業(yè)起源、文明起源、國家進程等人類文明重大課題作出貢獻。
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稱為“大邑商”。1928年10月13日，當年繁華的都邑廢棄3000余年后，董作賓帶人在安陽小屯挖下一鏟浮土，拉開了殷墟持續(xù)發(fā)掘的序幕。90年后，我們隆重紀念殷墟，其原因不僅僅在于它豐富的地下遺存，更因為它證實商王朝的存在，催生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(fā)展，并成為世界遺產，讓我們實現了與世界其它文明的對話。
證實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。2000多年前，司馬遷堅定地寫下《史記·殷本紀》。然而對于這個比自己還早千年的王朝，司馬遷除了記錄王位世次，并無過多描述。當上世紀初疑古派縱橫史學之時，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過，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問。
1917年，王國維從甲骨文中考釋出商代的“先公先王”，證明司馬遷《殷本紀》的商王世次并非虛構，然而3000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?我們還是知之甚少。
上世紀30年代，考古學家在殷墟揭露的宮殿宗廟基址、王陵大墓，尤其是1936年臨近收工時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著1.7萬片記錄商王活動的刻辭甲骨，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堅實證據。1950年以后，發(fā)掘繼續(xù)，證據延伸。布局嚴謹的“大邑商”逐漸清晰。復雜的路網、超過2000米的人工水渠，以及分布在近側的居民點，勾勒出都邑的繁榮。無數的陶器、青銅器、玉器從居民點和居民點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來。商王朝從此不再停留在司馬遷的區(qū)區(qū)三千言，而是可以放心談論的真實歷史。
沒有殷墟，就沒有中國考古學。20世紀20年代初，“古史辨”思潮徹底動搖了傳統(tǒng)史觀。舊的歷史觀被打破之后，中國上古史該怎樣重建?
西方學者在中國的探險和科考活動，將現代西方田野考古學介紹到中國。1921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的發(fā)掘和1926年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(fā)掘，默默地為考古學在中國落地做著準備。
1928年，隨著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，殷墟發(fā)掘終于在萬眾期待中登場。殷墟發(fā)掘不同于前，首先是選點本身與中國傳統(tǒng)學術相銜接。當時甲骨文已經發(fā)現近30年。殷墟作為甲骨文出土地為學術界所知也已經20年，發(fā)掘殷墟已經是以金石學為核心的整個學術界的期待。其次，殷墟發(fā)掘是中國官方學術機構組織的活動，除第一次發(fā)掘者是董作賓外，隨后的發(fā)掘由受過現代西方田野考古學訓練的李濟、梁思永主持。第三，殷墟的發(fā)掘是連續(xù)性的。從1928年開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實施10次發(fā)掘。發(fā)掘的連續(xù)性，使得田野考古活動廣受關注，學科思想逐漸深入人心。第四，殷墟發(fā)掘誕生了真正的考古學方法。1931年，梁思永在后崗確認的“三疊層”，奠定了考古地層學的基礎，李濟倡導的陶器分類法也是對現代考古類型學的有益探索。
殷墟發(fā)掘是中國學術界對現代西方田野考古學的主動接受和有計劃實施，鮮明地塑造和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性格。
從殷墟出發(fā)，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堅實的支點。同樣從殷墟出發(fā)，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國歷史，也可以有更為清醒的認知。面對王陵區(qū)層層疊壓的無頭人骨，不寒而栗的祭祀坑，我們才會明白為什么后來的孔子堅持要“復周禮”，而不是“復殷禮”。當然，殷墟也讓中國與世界對話。以殷墟為支點建立起來的中國上古史體系，已經換成了遺址、文化、古城等一系列新術語、新概念。有了這些概念，商王朝、夏王朝才可以與古埃及的中王國、新王國相比較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圖坦卡門法老墓的意義;有了這些概念，仰韶文化、龍山文化才可以與兩河流域的歐貝德、烏魯克和古巴比倫對話;有了這些概念，中國才可能對農業(yè)起源、文明起源、國家進程等人類文明重大課題作出貢獻。
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1961年3月，國務院將殷墟列入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2006年，殷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，這是國際社會對殷墟價值的普遍認同，也是對包括考古者在內的所有殷墟文化遺產研究者、守護者的肯定。韓國學者金秉模曾受國際古跡理事會(ICOMOS)委托考察殷墟，他對殷墟留下這樣一段評價：“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遺產之一。殷墟不僅對于中國人意義重大，對全世界人民同樣彌足珍貴”。如今殷墟的考古、研究和保護受到全世界的關注，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。
從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遺產，90年的殷墟考古使我們對商文明的了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對于這個消逝的王朝，我們也許還要經過相當長時間、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更貼近它的真實面貌。(唐際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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